2011-12-02
红色弗兰肯斯坦
他摆起架子,皱了皱眉,坐在桌子上,写起了些字儿来。
夫人,我会给您体内植入猴子的卵巢——他凶巴巴地说。
布尔加科夫在他对苏维埃新体制的讽刺作品中最数严厉的《狗心》(1925)中,描绘了一条忠诚知恩的流浪狗,在移植了人类的脑垂体以后,是怎么变成一个原始落后又自命不凡的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这篇寓言如此完美,完成得没有斧凿痕迹,让人觉得一定是布尔加科夫自己的发明。要是此作有什么灵感的源泉的话,我们也只会想到一百年前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1823)。但是,正如同《弗兰肯斯坦》部分受到了当时博洛尼亚人Giovanni Aldini在尸体上进行的电流抽搐实验的启发,布尔加科夫也在自己时代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身上,找到了创作的模型。
Giovanni Aldini: 《Essai théorique et expérimental sur le galvanisme》(关于抽搐现象的理论与实验论) 180420世纪的头几十年,达尔文主义散布日广,孟德尔的遗传规则得到重新发现,这个时代就以通过遗传方法或者 其他方法进行生物实验来改进人体而闻名。当时是以改善人类基因库为目标的优生学的高潮期,激素疗法以及各种异种器官移植,通过引入其他生物来源的元素来延缓人体衰老的尝试,也风靡一时。在这些方法中,最为闻名的是在巴黎工作的俄国教授谢尔盖·沃罗诺夫(Serge Voronoff,1866-1951)。他从年轻猴子睾丸中取几毫米大的组织,移植到老年男性睾丸内,据说受移植者跟之前比起来,看起来就会大为年轻。沃罗诺夫成了世界名人。他总共做了数千例手术,对象包括年老的国父凯末尔和许多英国联赛的球员,直到1940年代,他早期的崇拜者渐渐转身拒绝了他的方法。后来他还尝试过移植猴子的卵巢,来让女人也返老还童。他的实验结果受到欧美报界广泛的推崇,许多科幻小说、喜剧和歌曲(“你要是老得跳不动舞 / 就给自己装个猴腺体”)都从中汲取了灵感,甚至还有鸡尾酒。
Bertram Gayton: 《The Gland Stealers》(偷腺人,1922)
一直行医,在内战后才改行当了作家的布尔加科夫当然知道沃罗诺夫的工作。沃罗诺夫的《嫁接回春术》出版的同一年,布尔加科夫——可能算他运气——尝试出版、排演他的《狗心》失败。苏联的审查人员深知布尔加科夫此作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本书通过地下出版传播了几十年以后,在苏联国内直到1987年,才第一次出版,立即就受到了博特柯(Владимир Бо́ртко)精彩的电影改编。

不过,沃罗诺夫不是布尔加科夫唯一的创作原型。Homunculus,从头再造的新人,可以说在1920年代的俄国是时之所重。对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来说,革命成功的喜悦,让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农业,以至于人类的遗传改进,只要有必要的齐心合力,受到思维足够开阔的学者的指导,并不比从上至下的社会大转型来得不可能。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期望,默默无闻的西伯利亚苹果选育师米秋林成了苏联遗传学的指导者;他的口号:“我们不能期待自然界的恩赐,我们要向自然界索取”与列宁从《费尔巴哈》中抽取的口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我们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恰巧符合。于是,乌克兰农学家李森科,主张后天获得性状的可遗传性的先知,被提拔成为了1930—60年代苏联遗传学可畏的统治者。李森科的目标是要把“偶然性从生物科学中赶出去”,结果却把生物科学从苏联赶出去了三十年时间。
1935年李森科在克里姆林宫演讲,在场者有科西奥尔、米高扬、安德列耶夫和斯大林
同样的情绪把一个如今已几乎完全被淡忘的学者提拔到了领袖位置上:人工授精的成功先驱,伊利亚·伊万诺夫(1870—1932),他一生的目标可谓不小:通过猴子和人类的杂交,创造一种“杂交猿人,其性状与人类类似,但长得快很多,三四岁时就有惊人的力量,且更加能忍耐饥寒……这一种类的用途在几方面,如沼泽地带的重型体力劳动以及充任兵役,将无可估量。”
这类的论点,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听起来一定多有说服力,不用赘言。1924年伊万诺夫从苏联科学院获得了大笔资金和一个研究所,以及一次长期考察的机会,先去巴黎,然后到法属几内亚在猴子身上进行研究。他三次用人类精液给母猴授精,均无果而终。他谎称进行妇科检查,试图用猴子精液给非洲妇女授精,结果被法国当局从殖民地驱逐了出去。
1929年,伊万诺夫带着一只公猴,回到了他位于苏呼米的研究所,等待女共青团员志愿者来进行他的实验。但是,就连全苏联最好的党员度假地的天气,对猴子来说都难以忍受,猴子到后不久就死了。伊万诺夫申请再引进几只公猴,等待公猴到来的期间,就在研究所里努力改进人工授精的技术以臻于完美。
我们不知道伊万诺夫请求的公猴最后到了没有,如果到了,是到了苏呼米还是哪里。我们不知道是伊万诺夫教授犯了什么小错误,还是当局认为伊万诺夫的绝密研究在哈萨克斯坦一个来人较少的研究所进行比较妥当。总之第二年,伊万诺夫被逮捕,带到了阿拉木图。他被允许拥有相对而言不少的人身自由,在进行研究工作之外,还能在当地的兽医研究所教学。1932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后来研究进展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教授1920年代的工作笔记最近由作家奥列格·希施金(Олег Ши́шкин)在档案馆朋友的导引之下发现,他在2006年与导演季米特里·杰宁(Де́нин)合作,拍摄了一步关于教授故事的纪录片。

在片中,我们听到斯大林死后从古拉格返回的囚犯,记得在西伯利亚的某些地方,看见过“猿人”在进行工作。据说,当时还就此事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新闻稿,但是这些新闻很快也消失了。电影在此处并没有提到资料来源,所以很有可能这里不过是耸人听闻的引入而已,而且就算囚犯看到了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确知到底是什么。伊万诺夫教授的实验不大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他的目标,大规模生产适用于从沼泽地带的重型体力劳动到充任兵役的各种用途的顺服的劳动力,在30到40年代由苏维埃国家成功实现了。电影的导演们给伊万诺夫教授赋予的称号——红色弗兰肯斯坦——认真说来应该属于这个国家。
2011-07-25
情热
百骸九窍之中有一物件,强名之曰
2011-07-13
Kommunalki
旧资产阶级公寓的门上,门铃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个个都大不一样,但年岁久了,就渐渐难以分辨起来;这样的场景忠实反映了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kommunalki(“公用住房”)的性质。公用住房——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是1917年革命的果实;它的兴起一方面是受到未来废除私产的召唤,也是迫于有意诱导的城市化之中,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巨量人口的压力。苏联起初成立时城乡人口80:20的比例,在苏联结束的那一年几乎正好倒了个个儿,但是直到1960年代,被称作赫鲁晓夫奇(khrushchevki),或者干脆叫做“赫鲁晓(贫民)窟”(khrushchoby)的住房才开始大规模破土动工。为了解决迫切的住房问题,从前的资产阶级住宅被分成了五到十个单间的公寓房,每家人一间,楼道、厨房、卫浴和电话则在各家之间公用。
“最近他们想要往他身上浇汽油,把他烧了,”打扫工说。
“我们往他身上泼了汽油,”柯尔舒诺夫说,不过他的话音被卡卢金打断了:“我们浇汽油只是吓吓他的,不是真的要点燃。”
“恩,我不会允许谁在我眼皮子底下烧死个大活人的,”谢里兹涅娃说。
“但是为什么这位公民躺在走道上呢?”警察惊叹道。
“那可不是!”柯尔舒诺夫说,不过他的话音被卡卢金打断了:“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住:这边这间是我的,那间是他们的,这家伙住那边,梅申就住这里,住在走道上。

除了教人学会社群生活以外,kommunalki还让偷听邻居,有时告发邻居也是,更加方便了。
玛丽亚·吉尔斯卡娅的照片虚拟博物馆Communal Living in Russia(俄罗斯的公用住房生活,由伊里亚·犹杰金等撰写)是Kommunalki的世界的最好的入门之一。其中有丰富的资料、影音材料、虚拟游览以及当时的文学、电影的摘抄。

Françoise Huguier的纪录片《Kommunalka》(2008年)也能给人一个好的印象。该片导演在90年代末在彼得堡的一套公用住房里住了几个月,和居民交上了朋友,经常给他们拍照。数年以后,她回来了,过来拍一部电影,发现当年的住户多数还住在这里。这部电影设计得很美的主页向你发出观看的邀请,电影的介绍部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全片可以在此处找到,介绍部分法语,对话俄语,但是没有字幕。



































